Tulips Chen

当代建筑师是在一个传统文化缺失和国外信息匮乏的环境下成长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是在一个中西混杂的语境中成长的，既接受了西方国家建筑文化的熏陶，又有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才华横溢，学贯中西。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30多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中国走上了强国之路。大规模的建设出现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地，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在制度、人才和经验等各方面准备不充分，在建设过程中出现失误和偏差在所难免。

新中国之初，由于政治干预和经济捉襟见肘，公共建筑呈现全面苏化特点，住宅建筑体现了极端实用主义。

随着改革开放，外来文化涌入中国，所谓的“欧陆风格”出现了。当时，多数人认为这是富足的表现。“欧陆风格”席卷中国大地，英伦风格、法国风情、地中海、南加州……笔者认为，文化交融是可以的，但不能因为大规模的克隆而失去了自己的根。

后来，国际建筑大师和事务所来了，带来了新的建筑形态与技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引起广泛争议的实验性作品。

事物总是有两个轴，时间与地点，这引出了争论不休的两个命题，地域性与国际化，民族性与时代感。

不同的风土人情和自然环境孕育了不同的建筑风格，而建筑的时代特征应该表现为在历史构架下的阶段性特点。

结合地域特征的建筑创作被重新认识，本土建筑、本源建筑等各种思潮成为建筑师新的价值取向。建筑存在于自然与人之间，建筑平衡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对自然又怕又爱，天人合一是建筑的理想，也是建筑师的奋斗目标。

不同地域的同质化现象是一种价值趋同，这在中国高速发展进程中也许是一种必然。价值趋同的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传统文化丧失问题，具体反映为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文化特征丧失。

同质化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特色的同质化。如果一个地区的建筑出现一种有特色的同质化现象，反而是一件好事。如，的丽江、印度的红堡、欧洲的小镇，都呈现了高度的同质化，但这反而成为了一种特色。

但如果所有的城市建筑都长成一个样，那就真有问题了，“千城一面”绝对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不同城市会长得一样吗?在高度信息化和高速成长的经济社会，答案是肯定的。在“快餐时代”，简单复制成本最低，短期的经济效益有可能带来地方特色的消亡。

幸运的是，野蛮生长之后，我们进入了传统地方文化的修复期，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拆，是中国旧城改造的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建设性破坏。

中国的建筑是短命的，平均寿命也就二三十年。中国的建筑师有点可怜，自己的作品活不过自己的寿命。在中国进行建筑设计，不求永恒，但求“十年不落后”。

在疯狂建设和大拆大建的浪潮中，很多建筑师都当过“帮凶”。

笔者参与了昆明市南屏街的改造规划。南屏街沉淀了太多的记忆，记载了昆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繁荣，这条街上有很多当时著名建筑师和事务所的作品，两旁种满了高大的法国梧桐，覆盖了整个路面，夏天行走其间清凉宜人。但是，当时，为了所谓的交通问题，被无情地拆了一半……

之后，我们又开始了简单仿古。仿古一条街、仿古旅游小镇等在全国“遍地开花”。

城中村是都市的毒瘤?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运动也早已在昆明上演。但是，城中村改造之后，人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生活成本提高了，生产生活方式却没有改变。很多原来生活在城中村的人只能选择撤离这座城市，导致一些基本的服务业劳动力流失，城市的竞争力将会下降。由此可见，城中村改造更多的是社会问题，而不单纯是建设问题。

反思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将来。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往往不是同步的，文化的发展总是会滞后一点。

吃快餐可以管饱，但缺少了很多生活的滋味。生活方式的多元导致了建筑文化的多元，包容与共生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建筑师作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一些原来忽略的问题，建筑师的生命应该与建筑的生命“同周期”，我们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