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lips Chen

经济学教授范剑勇

    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虽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更多地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不稳定与环境代价大等弊端。这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不可持续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收入分配矛盾尖锐、内需不足，也普遍达成共识。这里面最核心的是收入分配问题。

    中国经济近30年发展得非常快，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是市场化改革取代了计划经济，而是城市化、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分工水平不断加深、并得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最终使经济蛋糕越做越大。比如说，生产100个杯子平均下来一个杯子可能需要50块钱，生产1万个平均下来需要10块钱，生产10万个平均下来可能需要5块钱，也就是说随着需求规模扩大和分工细化。只有转变现有土地城市化模式，才能逐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蛋糕切割的份额大小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在中国，劳动力是最不稀缺的。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土地的稀缺性。随着经济蛋糕做大，对稀缺的土地要素会产生较大的需求，地理位置决定的经济发达地区土地价格会越来越高。农民工流向到城市里面，就住房而言，本应在经济蛋糕做大后产生的土地增值中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至少政府应该替他们解决基本住房需求，况且经济蛋糕做大本身是由农民工贡献了很大一部分。

    土地城市化模式是在现有体制下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比如，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计地把GDP搞上去，这时面临一个矛盾：有限的财政或者向银行贷款的钱，究竟是用来提高地方GDP的增长，还是用于民生工程建设？现实情况是，各地方政府为GDP考核而展开激烈的地区间竞争，而对本辖区内居民的公共产品提供并不是其最优先考虑的目标。

    一方面，招商引资可以把GDP做大；另一方面，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带来很大的GDP贡献。后者与土地城市化关系密切。政府从农民那里低价征地，然后把这块征地分割，拿出20%-30%土地进行拍卖、并由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开发，用40%-50%搞工业园区，工业用地面积大、住宅用地面积小。

    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城市化维持的超额投资对地方GDP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要维持地方GDP短期而又“持续”的增长，只有不断进行新一轮的征地、新一轮拍卖、新一轮的土地融资进行城市化建设，土地价格抬了上去，住宅价格也跟着抬上去了。

    地方政府应退出土地市场。从国际经验看，地方政府是不参与土地市场的。而我们的情况是，地方政府先把地征去，再高价卖给你，中间大量的钱用来搞基础设施。也就是说，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虽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更多地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不稳定与环境代价大等弊端。这是一种饮鸠止渴式的增长模式。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虽然有顶层设计等措施被提出来，并试图解决体制性问题。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抓住土地城市化这一主要矛盾，在边边角角做文章、回避主要矛盾，是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从表面上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而真正的城市化率水平，去掉没有享受公共产品的农民工后，中国城市化率仅30%出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目前实际上只是伪城市化。”而最让他担心的，“不是农民引发的社会动荡，而是农民工引发的社会动荡。”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背后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已有的改革措施如果没有触及这一制度背景，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异于隔靴搔痒。他希望，切实解决农民工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进而夯实经济发展的内需基础，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所说的投资前景，不是由需求决定的，而是由于制度不完善而产生的，市场不完善才有机会。股市还没有完善的时候，很多人从里面赚了钱，早年买房子的人，现在也发了，这种不叫投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