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住房保障作为政府的重要责任，应当由各级政府从财政收入中开支。即使财政有困难，可以向人民举债，而不应该以国家强制力来摊派，配建保障房，表面上看由开发商承担了成本，实际上进入了房价，最终是购房人买单。这实际上就是由买房人承担了政府的社会保障义务，是由纳税人在正常税赋之外又交了一道税。
商品房配建保障房涉嫌摊派
公共
随着中央政府要求加快保障房建设，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在商品房开发中配建保障房，包括限价房、回迁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从各地的规定来看，配建的比例由5%到10%不等。
“配建”的保障房要无偿或者按照政府定价移交给政府。政府从企业手中拿去这样一笔巨额财富，在法律上是什么性质？
是否属于购买？有人认为，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时规定配建的比例，等于地价的一部分，所以相当于政府购买。如果是这样，政府何不直接从土地收益中拿出钱来购买？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并不允许建成后以实物折抵出让金，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也没有以“配建保障房”折抵多少出让金的约定，所以不存在“实物出让金”的问题。“以房易地”的观点本身就是违法的。有人说这是企业衡量了利益得失后的自愿选择，等于接受了这一合同条件，那高利贷为什么是违法的？高利贷还可以选甲选乙，不像土地市场具有垄断性，更没有公权力作为后盾。
是否属于征收？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有三个基本的法律要件，一是公共利益需要，二是遵循法定程序，三是给予足额补偿。社会保障用房是公共利益，但征收必须按市场价格给予足额补偿，这与目前的操作不符。而不以市价补偿，也谈不到遵循法定程序了。是否可以理解为企业的捐赠？捐赠的前提是企业自愿，并且接受捐赠的对象应当是公益组织。而当下的配建，是行政强制行为。
1988年4月28日，国务院发布过一个行政法规《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指出“本条例所称摊派是指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之外，以任何方式要求企业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的行为”。明确宣布“禁止任何国家机关、人民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向企业摊派”。这个条例未见废止，现在还应当有效。配建保障房，就是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之外，要求企业提供财产的行为。这种行为称为摊派，法律早有定论。
国家机器依靠税收以及国有资产运转。住房保障作为政府的重要责任，应当由各级政府从财政收入中开支。即使财政有困难，可以向人民举债，而不应该以国家强制力来摊派，配建保障房，表面上看由开发商承担了成本，实际上进入了房价，最终是购房人买单。这实际上就是由买房人承担了政府的社会保障义务，是由纳税人在正常税赋之外又交了一道税。
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对房价高心急如焚，而地方政府却通过摊派加大商品房成本；中央立法保护私有财产，地方却发文件强迫企业为政府作贡献；中央大力减少行政审批以禁止设权寻租，地方却随意出台政策，夺取民间巨大财富——— 如此对立的两种思维与行为方式，令我们很难理解，这是同一国家、同一法制体系下的同一个政府所为？
撇开合法性、正当性不谈，从“配建”的后果来看，也是隐患重重。许多打着保障房旗号的房地产最终能否用于社会保障，值得追问。
“配建”保障房在日后的管理上也面临困境。保障房与商品房同处一个小区，作为同一楼盘的区分所有权人，应当拥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仅就物业费而言，保障房与商品房能同样标准吗？在业主共同开支方面，能同等承担吗？可以想见，这样的小区，日后物业纠纷必然不断，商品房业主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为什么非要把保障房配建在商品房里？有论者认为，我们不能人为制造富人区和穷人区。这种初衷当然很好，问题是，如果“我们”已经人为制造了富人群体与穷人群体，又非要人为地让他们住在一起，难道就能促进社会和谐吗？
住房问题解决最好的城市，我认为是深圳。深圳不是靠政府投资，而是靠原住民，靠他们建设的城中村，为近千万市民提供了安居之所。根据2011年的数据，深圳建市以来共建造商品房和保障房7800万平方米，而城中村的住房达到1.7亿平方米，是商品房与保障房之和的二倍多。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如果城市政府能鼓励郊区农民建设安居房，出租收益，既解决了失地农民的生计，又为城市提供了廉租房，还省去了维修与日常管理的事务，岂不是一举三得？令人遗憾的是，现成的一个成功经验没有人总结，就连深圳市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城中村的宝贵价值，整天想的还是如何把城中村纳入房地产开发。
商品房配建保障房这件事，实际上反映出政府法治的水平，考验着中国的宪法和法律能否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利神圣不受侵犯。民生保障是大工程，但再大也大不过法治，法治才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没有法治，民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