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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王海臣

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海臣表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并非把产业都迁出去，而是将把产业资源在京津冀地区进行合理布局，即把北京的问题纳入京津冀的范围来考虑，用大空间来解决小空间面临的问题。这为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农批市场首当其冲。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融入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障城市有效供给。虽然“农超对接”、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模式快速发展，但就目前而言农产品批发市场仍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约占全国农产品流通总量的80%。农产品供应作为最传统、最落地的产业，固有优势明显，制约因素也很多，转型升级并不容易。

“大城市病”能解决吗?

2015年，北京的常住人口达到2170.5万人，已突破2020年1800万人左右的控制目标。“十二五”以来，北京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50万人以上，几乎相当于国外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人口爆炸式增长导致城市不堪重负。2014年北京市机动车已达到了561万辆。中心城区交通日出行总量达到了4454万人次，早晚高峰路网平均时速25.8公里，工作日拥堵持续时间接近2小时，人均通勤时间居全国首位。从资源能源看，水资源短缺能源匮乏的状况决定无法承载过多功能和产业。

按照相关疏解规划，农贸市场是生活必需环节，面对的不是简单搬走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农批市场在许多居民眼中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农批市场到底是迁还是不迁呢?

实际上，北京的农批市场发展正愈加健全、品种也越来越多，这也直接导致周围的小餐馆、小旅馆、小街边停车场等的数量越来越多，成为了一种被动的“配套”。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流通产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昊表示：“之前政府曾经鼓励打通饮食产业等‘最后一公里’，是对农批市场一种鼓励。但是渐渐地，农批市场发展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位置已经处在城市中心，这已经不是城市规划者开始构想的场景。”

张昊告诉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记者：“从城市整体考虑，流通性是最重要的，流通具备着社会职能。太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大城市不仅会因为交通拥堵导致采购时间增加，采购交易本身也加重了交通的负担。”张昊建议，北京的农批市场应当及时外迁，落地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外迁不只是城市短期行为，更应当规划好北京自身的食品供应需求和产业外迁后的产业园设计，同时也要为外迁商户落地河北等地创造良好的配套条件。作为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承担着北京80%的农产品供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作为首都“菜篮子”的新发地市场正在升级改造，“内升外扩”是新发地今后的发展规划。

疏解不只是农批市场自己的活

大型农批市场外迁，首先可以有效疏导过度集聚的大城市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博士李超认为，“农批市场涉及大量初级分拣、加工以及仓储物流业就业人口。农批市场外迁后，附加在这些产业功能上的人口也会随之转移。”同时，李超指出，在北上广深等紧凑型一线城市，基本上每一个大型农批市场周围都是一个常年拥堵的节点，所以市场外迁可以有效缓解周边地区交通拥堵状况。

从资源节约的角度来看，农批市场每天会产生大量的剩余垃圾、废水和异味，以及运输农产品的重型卡车带来的高排放量，市场外迁可以有效改善周边地区的居住环境和城市空气质量。另外，李超说：“早期的农批市场选址一般位于交通和区位条件较好的地段，并且占地面积较大，市场外迁可以为大城市腾出较大的城市发展空间。”

农批市场外迁看起来有很多的益处，但执行起来却依然存在短板。

河北高碑店时蔬鲜的采购商孙女士说“听说京津冀一体化农批市场外迁，我们就把采购中心转到河北新发地来了，但是年后这里品种并不全，我们经常还需要开车去北京新发地采购，成了‘双城记’。”

当问及两地奔波的原因时，孙女士坦率地表示，北京新发地毕竟发展了很多年，货品很全，河北新发地还达不到北京的规模。不过，孙女士提出了一点希望，“河北新发地的蔬菜每斤比北京低2~3角钱，房租比北京更是便宜很多，只要河北新发地货全了，我们肯定愿意在这里采购。希望北京和河北政府能对农批市场转移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让北京的商户尽快外迁出来，我们才好拿货交易。”孙女士认为，北京保留够北京市民消费的农批市场就可以，多余的产能完全要快速释放出来。

而供货商、森美果业的陈先生也有话说。陈先生是做专业的水果批发，主要将南方的水果运到北方，目前选择河北新发地作为基地。“河北新发地硬件非常好，就是商户数量还是不够。”陈先生表示，“现在销量不是很好，而且水果不是干果，必须要形成正常运转和交通便利，我们来新发地是看中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潜力，还是愿意与新市场一起成长的。”陈先生不无忧虑地说：“企业虽然在努力谈判介绍更多的商户进来，但毕竟能力有限，政府还是需要更多地支持河北的农批市场，给予更完善的落地配套服务。”

李超表示，北京的大型农批市场是在自发作用下形成的，在外迁过程中不能采用行政性的强制手段。北京作为一个特大城市，“迁批留零”并保留一部分农批市场业态是必要的，对于那些符合规定、市民生活所必须的农产品市场不要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承载的其他区域性批发市场和非首都核心功能必须疏解。“其实就是说，农批市场外迁要把过剩的北京消费不了的产能快速转移至京外，不能采用强制手段是处于稳定市场的考虑，但这个速度一定要加快。”

国内外农批搬家：决心最重要

我国农批市场产业转型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当今大型农批市场外迁已经成为优化城市布局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在北京轰轰烈烈的产业外迁之前也有很多大城市在做农批产业外迁。

上述森美果业的陈先生来自于嘉兴农批市场，他说“我们这些商户原来都是在上海的一级市场做批发，后来政府强制性关闭了一级批发市场，只保留了一些二级市场保障上海食品安全。然后通过提前规划，鼓励商户去了70公里外的嘉兴农批市场，通过3~4年的发展，嘉兴农批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了。”陈先生表示，嘉兴距离上海的距离与河北高碑店新发地距离北京的距离基本一样，只要政府有决心做好规划和帮助市场做落地配套，经过几年的发展，新的大型农批市场一样可以很成熟。

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型农批市场的郊区化已成为一种趋势。美国纽约、英国伦敦都面临着农批市场郊区化的趋势。张昊表示：“日本与中国城市的农批市场环境相仿，日本通过拍卖的形式出租摊位，这样中小型商户因为成本高就会选择城市外的市场。同时，对于场外交易和无证交易一定要坚决取缔。”

但是美国和欧洲农产品的批发市场通过率仅为20%，他们主要依赖于超市或连锁配送等形式。而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而分散，并且中国是一个后发的城镇化大国，面临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和落户，农产品消费逐渐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如何将小而分散的农产品供给端对接大而集中的消费端，必须得通过农批市场这个纽带。因此，在加快农超对接、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模式发展的同时，必须构建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业内专家建议，加强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双方市场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调查统计、公共信息服务、产销衔接促进和标准化推进等工作，实现基础设施、行业信息、客户群体的共建共享。

“河北新发地可以借鉴双福农批市场的经验，通过开辟统一集中配送服务来降低外迁商户的物流成本，当地政府要落实京津冀地区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确保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优先便捷通行并免收车辆通行费。”李超表示，同时要落实小型微利农产品流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严格执行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免征政策，着力减轻外迁商户的税费负担。

有熟悉批发市场改造政策的专家表示，政府也知道市场外迁短时间内伤害元气，希望有条件的市场原地转型，将仓储物流外迁，引导物流与商流分离。张昊强调，“要推动批发市场升级改造，政府首先要切切实实推进物流和商流的分离，做好规划和配套服务。此外，还应给予一定的补贴，让商户有动力搬出去;在土地、交通、物流等各方面的配套上也要尽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