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lips Chen

“城市病”要治标更要治本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此言非虚。城市的发展理应带给人民更多福祉，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着一定差距。尽管这差距并非不可克服，但也足以引起世人警醒。

就在去年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要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这是时隔37年后中央重开城市工作会议。不同于1978年那次会议的是，当时我国的城镇化率约为18%，到了2014年已经提高至54.77%。

由此，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从城乡结构看，2015年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比2014年末增加220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0346万人，减少152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6.1%。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规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同时也可能是各种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期。了解“城市病”，防治“城市病”，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令人忧心的“城市病”

几百米的路程因为堵车，开车要耗费数小时;房价蹭蹭往上涨，工资的涨幅远跟不上房价的涨幅;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环境却越来越差……这些都是“城市病”的表现。

根据资料释义，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城市病”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影响。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

人口膨胀是“城市病”的一大表征。大城市因其完备的公共服务设施，往往对外来人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截至2014年底，、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别达到2425万人、1308万人和1077万人。市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底北京常住人口2170.5万人。据此计算，未来五年，北京和上海分别还有不到130万和75万的人口增长空间。以北京西城区为例，仅5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近130万人口。有专家指出，中国符合条件的特大城市有6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其中，北京和上海人口矛盾更突出。

人口的不断增多打破了城市有机体的平衡，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与人口压力的矛盾加剧，于是，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公共安全等“城市病”也随之而来，日益严重。

说到交通拥堵，许多住在大城市的工薪族都苦不堪言。上班两小时，下班两小时，每天光浪费在路上的时间就小半天。根据滴滴出行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智能出行2015大数据报告》显示，北京每年因交通拥堵导致的人均成本超过7972元，居全国第一。在高峰期开车出行每分钟仅能挪动333米。广州和深圳分别以7799元和7253元位居二三位。这里的“拥堵损失”是根据城市平均时薪、拥堵延时、通勤次数等数据计算得出的，可谓客观。由于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许多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老百姓每天都要接触的“衣食住行”中，“住”无疑又成了最大的问题。房价高企已成为当今不容忽视的“城市病”，不仅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地王”频出，不少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也有上扬趋势。

数据显示，2015年9-10月北京的新房成交均价为27969元/平米，同比上涨16%，平均每平米较去年涨了将近4000元。尽管如此，北京五环以内新房单价迈入“5万时代”已是不争的事实，想买更优惠的新房，甚至要到六环外想想办法。

残酷的现实，种种生活中的桎梏，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心怀困惑与忧虑。对此，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刘平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现在我国最大的“城市病”就是依靠房地产的扩张来发展经济，这个“病”也引发了很多其他问题。事实上，“城市病”不仅仅在大城市存在，在很多二三线城市也存在“城市病”。

那么，在众多的“城市病”中，哪些又是亟待“医治”的呢?对此，陈刘平表示，先不谈“治病”与否，回到本质上，一个城市只有做好自身定位，就像一个人一样，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有多少条件做多少事，才能将“城市病”的“病根”杜绝。

“先是给城市定位，在此基础上合理规划，配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做好自己的事，如此才能保证城市的发展不存在病根。接下来，再因地制宜，治具体的病。比如北京近期的一些举措，将中低端产业、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以及吸收劳动力较多的产业疏解出去，就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种方法。”陈刘平说道。

多元化的“城市病”成因

数据显示，城镇化率在30%—70%时，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在30%—50%时，“城市病”处于显性阶段。城镇化率在50%—70%时，“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有分析指出，“新兴+转轨+转型+快速城市化”使得我国“城市病”问题更具复杂性和综合性。

陈刘平指出，导致“城市病”的客观原因就在于城市定位不准。城市是工业城市、生态城市、旅游城市、还是现代服务业城市，这些都要明确。一个城市的定位标的大致包括交通、人力资源等，定位定好了，接下来就规划这个城市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在这个大前提下进行城市发展。并不能以城市的GDP达到多少，城市建了多少房子，修了多少路来论成败。

“主观方面来说，则是有些政府官员追求更大更强，看起来更热闹的一点的城市，最后反而导致了‘城市病’。”陈刘平说道。

有分析指出，规划布局不完善，功能定位不合理，管理方式不科学是导致“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比如我国许多城市想追求的定位太高，想承担的功能太多，使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唯GDP论”盛行，即以GDP的统计数据作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导致了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的“土地财政”也成为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桎梏。据分析，“土地财政”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产能过剩。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主要投向城市建设，刺激了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大繁荣，带动了建材、民用电器、民用五金、民用化工等产业的发展，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资源、资金也由此严重被浪费。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月到8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7599亿元，同比减少10950亿元，下降38.4%。如此大规模和大幅度的下滑都表明一个不争的事实：地方政府持续多年的土地财政正面临着严重挑战。

尽管形势严峻，城镇化的步伐却不容阻挡。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对国家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面对城镇化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相反，我们应认清现实，把握规律，着力治理“城市病”。由此，城市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