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lips Chen

编者按

1992年，理想照耀现实，无论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中国房地产，对于中国企业家，都是一个龙门陡开、充满希望的创造创业年份。

30年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中国房改、人民安居以及房地产市场主体的企业——成就一堆堆，往事一幕幕，燃灯者一个个。

这一年，中国房地产报应运诞生，30年来看尽中国人居、中国城市喷薄而出的向上力量和繁荣昌盛，看见中国房地产企业和行业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奋斗成就，我们一路同行鲜活报道行业的光荣与梦想，我们一路同行走入脱贫攻坚、抗击疫情和乡村振兴的现场，看见企业向善而生公益至上的行动与担当。

站在未来，中国房地产报推出《向未来·再出发——人居改变中国30年大历史》大型新闻主题报道，全面深刻地记录和复活中国人居事业30年行进这段光荣与梦想的特大历史，重新思考，汇聚智慧，相信未来，再次出发。

王志纲“破圈”了。

在前段时间的“东方甄选”直播间里，他与俞敏洪、董宇辉的对话火花不断、“全程高能”，造就了30万+同时在线观看人数，3000万+直播间人气的佳绩，一度位居抖音平台直播间人气榜首。

整场对话中，俞敏洪的问题尖锐犀利，王志纲则毫不避讳，以独到深刻的见解、新颖前瞻的思维回应，令观众直呼“一个敢问，一个敢答。”

面对“谁有资格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家的标杆？”一问，王志纲坦言，任正非、王传福，还有福建搞玻璃的曹德旺。谈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未来，王志纲判断，房地产以“产品为王”的时代结束了，下一步要以“内容为王”，以内容为王就是卖生活。

谈话间，直播间上架的《王志纲论战略》和《大国大民》两本书被一扫而空，总销量过8万册。

随着这场对话的“火爆”，王志纲的诸多观点引发全网热议，成为跨行业“破圈”的又一案例。

对策划和地产行业的从业者而言，王志纲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他创办的智纲智库，28年来深度介入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为上千家企业、上百个城市进行战略策划。从碧桂园、星河湾的地产策划，到成都、西安、北京、丽江、烟台等城市区域规划的战略推动，始终站在时代变革与发展的浪尖。

同时，他笔走龙蛇，纵横捭阖。根据自身的探索和实践出版的《大盘时代》《城市中国》《找魂》等专著，早已成为地产企业的必读书和国内许多城市决策者案头的教科书。

早在俞敏洪推介《大国大民》之前，书中的多篇文章就在网上热传，其中不乏阅读量50万+的现象级作品。王志纲在描写贵州时说，土地贫瘠、信息闭塞的贵州，杰出人物就像大山里的奇松怪柏一样，不可能批量出产，但一旦蹦出来，就是怪才、奇才、鬼才。

这也是王志纲本人的真实写照。

童年时期的苦难没有击垮王志纲对梦想的向往，这个从贵州大山深处闭塞的小县城中走出的少年一心要做中国的“李普曼”。在被命运安排到了兰州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系后，他的心态由开始的抵触到接受，再到后来产生强烈的兴趣并从这门学科里找到了日后使他受益无穷的“秘密武器”——方法论，一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这种能力伴随着他从中国新闻界横空出世的天才记者，到纪实电视片新潮流领导者，再到“中国房地产界的幕后推手”“城市策划第一人”和“中国顾问咨询业的拓荒者”。

在过去近30年中，王志纲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开了中国本土战略策划的大门，也让市场承认了知识的价值。

2022年，是中国房地产报创刊30周年，深秋10月，这位一直伫立于时代潮涌之巅的“破圈者”接受了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专访。

回首过往，他认为最有成就感的莫过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对于未来，他研判中国的发展确实面临很大困难，但改革开放并未偃旗息鼓，开放与发展仍会如野草春风般生生不息，成为不可逆转的浩浩洪流。

“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房地产报：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历史大年，中国的经济、城市发展以及房地产行业也都是从这一年走上了繁荣之路。这一年，受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鼓舞，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下海，您也是在这一年拍摄了纪实片《大潮涌珠江》。在您的人生时间轨迹里，1992年有着怎样的意义？

王志纲：关于1992年，我想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们知道，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包含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抓住主要矛盾，也就是我们说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大道理，如果小道理不服从大道理的话，就会乱套，陷入混沌。这是伟大政治家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可以说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创举。经历一系列变故后，当时国内外矛盾空前激烈，经济凋敝，社会停滞；内外交困下，改革开放之路似乎已经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路在何方？曾经占主动主导地位的改革开放思想退缩回去了，还涌现了重新关门的思潮。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走错了，甚至有人认为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是人的惯性思维。

所以，历史发展到了这个关键节点，邓小平对时局的把握体现出了他的胆略和气魄。什么叫“伟人”，就是在历史变幻中抓住最关键的事。他站在整个人类的命运和中国的处境中得出了一个最重要判断，就是说一千道一万，也就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非常有幸，能够陪同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经历了这个全过程。邓小平当时去的时候也并不是成竹在胸，但他带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你们不是都说改革开放不行吗？不是都说广东完了吗？我就要去看一看究竟怎么样。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到底站不站得住？广东的探索到底是不是中国的未来之路？”

带着看一看的想法，88岁高龄的邓小平坐上了南下的列车。他去的时候不张扬，不宣传，以休养之名低调出行。深圳、珠海一路走来老人非常振奋，因为他看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格局，他看到了春天的故事，他看到了未来。

就像安泰离不开大地母亲的怀抱。当邓小平站在珠三角这片坚实的土地上，像巨人安泰一样，他终于坚定了信心，用最后的力量把辽阔的中国推向了市场经济之路——“不改革就下台，发展就是硬道理”“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原来中国的改革带着镣铐跳舞，原来都是觉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小脚老太太摇摆不定。他终于用他的威望，用他的地位站在改革的基础上，宣布扔掉了这一套镣铐，使整个中国的改革终于从量变到质变，从孔雀东南飞、一步一徘徊的探索，走到了真正地甩开膀子大步往前的康庄大道上。这个太了不起了，这就是小道理和大道理，邓小平找到了这个大道理，中国就有了未来。

从1978年到2022年，这个大道理始终不变。的确，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们就像是希腊神话的西西弗斯，在高山上滚着千斤巨石，石头已经滚到半山腰了，如果我们最后再不加把劲，把它拱上去，石头落下来，会把所有人都给压死。

第二句话，也是我一直在讲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不能成功？道理有千万条，最后的底层逻辑只有一条，就是到底是要我干，还是我要干？如果它只是要我干，一切看起来很光鲜，比如原来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为什么走不通？就是要我干，官僚主义盛行，暮气沉沉，效率低下，到处在磨洋工，标语口号震天响，最后一看都是两面人。

最后小平同志终于解决了“我要干”的问题。他肯定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基本上每个人都找到了“我要干”的原动力，最后虽然看起来乱糟糟，不讲究，但遍地英雄下夕烟，就在这些人群当中出现了支撑起整个中国经济脊梁的豪杰。后来尽管出现了经济过热，但是经过朱镕基同志推动的调整，局面依旧是向上的，向前的。只要有强大的中央的协调和牢固，这些都能够把握好，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最怕的问题是动力停歇了，动力没有了。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那个年代的中国就像是烟囱冒着黑烟的印度列车，车厢外挂满了成千上万渴望改变命运的普通人，虽然很危险，虽然走走停停，但车在动。

但如果为了光鲜，把火车粉刷一新，最后的结果没人挂在车上了，都在车厢里面静静躺着。火车司机也没有信心，开始躺平。丧失动力的火车静静地停在原地，这是最危险的。

第三，我很推崇王阳明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吾心光明，亦复何言”。

我和那些被称为“92派”的人不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奔着创富，带着资源“下海”的。其中的一些聪明人更是在下海之前，利用体制内资源打造了一叶轻舟，才从大船跳出来。我则是不管不顾一头扎到海里，不求发财只求另一种活法。后来别人就问我，你下海会不会饿死？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要走向市场经济，就必须要唤起人才千百万。我自认为尚属于人才当中比较优秀的一员，如果连我下海都淹死了，那就说明这个市场是假的，既然假的我也认了。”

每个人不能选择所处的时代，但能选择是否绽放光明。我经历过极度短缺、极度闭锁的时代，也经历过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完整地经历了这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让我对中国治乱承平的历史周期律认识更为深刻。我也想对当下的年轻人说，你们可能和我一样，也要经历时代的跌宕起伏，但当时代潮水涌来时你能不能纵身入海？海是龙世界，天是鹤家乡，你能不能抓住可能是你一生仅有的机会？这要看你的积累和沉淀了。

“感谢历史给了我这个机会”

中国房地产报：您创办的智纲智库，28年来深度介入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为上千家企业、上百个城市进行战略策划。在这期间，您认为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王志纲：最有成就感的莫过于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

其实我的本质是一介书生，但放眼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一个人能够有幸长达40年第一线参与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这是很罕见的，感谢历史给了我这个机会。

在不断挑战苦难和不断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案例经验。还有感谢自己的身体，就是说我觉得我身体还好，能够在一线战斗，所以一直没有下马。

当然还有一点，由于我从事的是战略，所以就会一直在对底层逻辑和规律的探索中收获满足，同时也不断的升华。如果讲我自己有什么满意的话，就是把这个升华过程当中的感悟和收获沉淀下来，比如说《王志纲论战略》这本书，当然以后可能还会有更精确的、更精炼的修订版。

顺便讲讲，为什么这本纯粹理论性的书、刚出版一年的《王志纲论战略》销量突破了10万册，作为一本完全中国本土化的理论性书籍，能够获得这种销量是极其罕见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想可能和中国崛起有关。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基本上是用拿来主义的方式从西方进口各种学术著作，中国商学院中所使用的管理学和战略学教材也几乎全部来自西方，今天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得到读者欢迎，证明现在中国仰西方鼻息、拿来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退潮了，中国人开始重视自己本土的战略和理论了。我恰好躬逢其盛，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中贡献一份力，也是我的荣幸。

中国房地产报：您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事和最遗憾的事是什么？

王志纲：毛泽东有句话我特别欣赏，就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

这一路走来遗憾的事情肯定多，但是我从不把遗憾当成悔恨，也不把痛苦和苦难当成是负资产，我往往都把他们当成正资产。苦难是强者的宝贵财富，是弱者的无尽深渊。我小时候就曾去主动去拥抱苦难，承受苦难，最后这些都成了我的力量。

创立智纲智库后，我经常遇到各种挑战，有很多挫折，甚至一些客户的背信弃义，还有因为各样客观条件的不完整和种种原因最后项目无疾而终，但是我都把它们变成正能量。我觉得这和我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有很大关系。

另外，我很欣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一句话：“他（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20来岁读到这句话时，就很震撼。把这句话延伸到我的人生里面，我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尽心了，因此我也不会做“怨妇状”，更不会埋怨谁。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中国房地产报：当前，国内经济、房地产企业发展等再次面临不确定性，对此您有什么高见？

王志纲：首先，我想说的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40年来，民营经济无论在数量、体量还是质量上，都已然壮大繁茂为参天大树，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力量，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最重要的资产，是中国产业之幸，中国之幸。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是简单的常识。今天中国之繁荣，很多是过去40年间积累的丰硕果实。最让我担心的是没人继续种树了，当下我所接触的诸多企业家们大致分成3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人挣到钱以后缺少安全感，去国外去享受晚年，落袋为安；三分之一的人开始躺平，享受生活；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面对诸多困难，依然能挺过低潮，砥砺前行。多年来，见过太多企业起起伏伏，我深知企业家的坚持更多的时候不是来自自己的雄心壮志，是来自对团队的责任和不放弃，来自一种信念。对明天方向的未知，永远是企业家心头最伤的痛。

说完上一代，再说下一代。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的两代人极富典型性，作为战后重建经济腾飞的建设者，“昭和一代”以其严谨、敬业、拼搏、硬朗的特征成为全日本的骄傲，这种精神也与当时日本在诸多领域领先世界的国际地位高度吻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飞速发展后成长起来的“平成一代”。

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曾说，“在日本，当下‘平成年代’的年轻人只关心以自己为圆心、半径3米内的事情”，“没有争取成功的欲望，学习能力低下也不知进取，遇到困难立马退缩，一需要思考就马上放弃，人云亦云，只追随别人的脚步”。

“昭和男儿”与“平成废柴”，两代人之间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断裂却是肉眼可见，这种断裂的背后，正是日本“失去的20年”。如今的国内年轻人纷纷涌向体制，以“上岸”代替“下海”，寻求不确定中的所谓“确定性”。放眼未来，如果没有新的大树成长起来，下一步靠什么来支撑中国的繁荣？日本殷鉴不远，历史的教训值得警惕。

说到最后，我还是想给大家打打气。当前中国的发展确实面临很大困难，国际国内矛盾愈演愈烈，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市场情绪低迷。由此不免有人怀疑，改革开放是不是已经偃旗息鼓？“发展就是硬道理”是不是已经成为过去式？

在我看来，“改革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一些人，而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这些年来，几乎所有人都沐浴在改革开放的红利中，尤其是对于“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而言，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曾经历的那个绝望年代，更不会愿意再回到那个年代。开放与发展，如野草春风般生生不息，将成为不可逆转的浩浩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