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lips Chen

《颠覆世界的城市化》通过长期追踪，观察世界城市化浪潮与资本过剩、金融危机的相互关系，从一个人们颇为陌生的角度解读了城市化，并提出对当今城市化的一种反思。

《建筑十书》的写作年代，正处于“罗马和平”时代的开端时期，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雄心勃勃，要将罗马建设成一座大理石的城市。这位罗马皇帝要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著名的“七丘城”罗马，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四散分布的草棚屋。《建筑十书》用这样的文字，记载着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罗马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营建活动集中于两个区域：一是马尔斯广场的开阔地带，二是建筑密集的古老集市广场。这些营建活动，主要是由共和国最后数十年中的主要政治对手及其党羽所发起的，他们是庞培、恺撒、屋大维、阿格里帕，较次要的还有安东尼……与罗马老城区相反，这些纪念性建筑构成了一座辉煌的新城，震撼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斯特拉博(Strabo)在公元前9年至前6年写道：“实际上，庞培、神圣的恺撒、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妻儿朋友及姐妹，对于城市建筑的热情超过了其他所有人，并为此耗费了钱财。大多数建筑集中于马尔斯广场，因此，除了广场的自然之美外，远远望去更是令人惊叹不已。”

另一位研究罗马的现代学者彼得·琼斯在《罗马帝国档案》一书中同样也指出：奥古斯都以及罗马皇帝非常清楚公共工程、纪念建筑(无论是世俗还是宗教性质的)在统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修建这些工程不仅可以加强人们对罗马国家的认同，还可以凝聚人心，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民众对罗马的印象。……在罗马，有抱负的显贵、政要都将大量的金钱花在公共工程上，为公众谋福利不仅是分内的职责，对他们的政治前途也颇有裨益。

古代社会，通常财富的来源只有两种：农业与矿产。但这两种财富的产出方式，无论是依赖开山取石，还是依靠天气造化，均极为不易，于是战争和抢掠就成为古代人最常用的致富方式，而且成效非常明显。

早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中期，罗马就占据了2007平方公里的土地，比现在的伦敦市还要大;而到了公元前280年，罗马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的数字迅速增长到15280平方公里。在60年的时间里，罗马人的土地空间增长了7倍。而罗马人每当占领了新的土地，立即就开始移居大量的人口，大兴土木，营造城市。这样的情况在罗马人占领西班牙的时候达到极致，那里有富饶的银矿和铁矿，高峰时有4万名奴隶同时在矿场工作，产出银子的数量，每天高达5.08吨。而这一时期银矿渣所造成的污染也达到耸人听闻的程度，一直到19世纪至20世纪，现代人的污染能力才超过了当时的古罗马人。

城市是金钱铺就的辉煌。

中国的城市，情况也差不多。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样的城市规划思想，代表着当时中国城市规模的宏大，城市建造所耗费的金钱可想而知。

对于城市规模的追求，古今皆然，中外皆然。

问题在于，无论何朝何代，建造城市总是需要大量的金钱。古罗马时代的造城，往往基于战场上缴获的数量惊人的财富;现代社会的造城，则通过世界金融体系塑造的资本。

在城市发展史上，资本与城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城市因为资本而显得无比壮美，但除此之外，资本还会为我们带来和留下什么?这些都是具有深刻影响力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城市化，涉及经济增长，涉及各种各样的市场，也涉及发展经济学。在最终形成一套贯穿始终，能够解释当今世界各种危机的逻辑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有关。

公元前30年，维特鲁威在所撰写的《建筑十书》中，明确要求城市的建造者们必须要精通哲学，以便理解城市的意义。这样的要求放到当今却颇显讽刺意味，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处理城市与自然界的关系之际，恰恰忘记了哲学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