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城市，这一词汇在今年变得格外的耀眼。 “今年的疫情，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大部分城市缺乏健康城市发展的意识，我们在城市发展观念上、价值取向上需要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AECOM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刘泓志在世界建筑环境论坛中国峰会上表示。 “韧性城市”是指国际社会为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而提出的城市发展新理念，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城市能承受冲击，快速应对、恢复，保持城市功能正常运行，并通过适应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灾害风险。 经历此次疫情，对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挑战，“韧性城市”这一学术性词汇也迅速走红，并写进有关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中。2020年成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韧性城市”作为全年重点工作，提出切实提升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水平,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早在2017年，上海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就提出“韧性城市”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加强城市安全风险防控，增强抵御灾害事故、处置突发事件、危机管理能力，提高城市韧性，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全、更放心。” 目前，虽然国内疫情防控总体尚好，但是新冠疫情对各行业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对城市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设计与开发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近日，AECOM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刘泓志接受了《中国房地产金融》的专访，分享了后疫情时代下，城市顶层规划设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建设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韧性城市将对地产开发、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提出哪些新的课题。 后疫情时代的城市规划 刘泓志所在的机构——AECOM，是一家全球基础设施全方位综合服务的企业，他和他的团队提供战略规划、设计、建造、投资与运营维护的全方位专业服务。而刘泓志在城市治理与规划方面具有他的独到见解，是上海市2040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咨询专家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综合方案副总规划师。 “这一次的疫情带给我们对城市韧性的思考，城市不只向‘增值’(发展)这样的目标来迈进，还要考虑‘保值’(维护)。”刘泓志说，城市新的建设中，付出的成本应该合理、充分分配到，如为城市的安全而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刚性成本里。在快速城市化建设中，刘泓志认为人们忽视了在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对“安全”的认识。 “另一个思考是关于城市规划升级、更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城市空间承载了我们的生活，也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当然也包含在应对新冠疫情之下，城市提供给我们的生活保障。”刘泓志说，规划设计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处于顶层设计，人们的生活品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空间在遭受外力冲击时，如何保障大家的安全?面对疫情，规划设计的能力和工具无法发挥作用，目前看来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存在一些落差。 第一，城市发展目标导向上的落差。中国城市以经济发展为长期目标，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安全底线”，城市规划设计怎样缝合这种落差、平衡“安全底线”是一大挑战。 第二，服务对象上的落差。城市顶层规划设计者面向对象是单一的政府或城市，服务和产品没有得到市场的检验，当遇到外力冲击的时候，需要将政府的决策、市场的检验、民生的需求结合在一起。 第三，技术路径的落差，过去城市规划设计业依赖人力劳动，现如今人工智能、新兴科技取代了大量的人力，这对城市规划提出了新的调整，但同时也是机遇，如何让科技全面赋能传统规划设计行业是很重要的课题。 第四，运营治理上的落差。如何针对静态的物理空间的设计与规划，并能应对动态的情况，尤其是这一次疫情凸显出对空间资源的分配要求。物理空间和城市治理，能够做到双向服务是关键。让城市的基础设施，更好地帮助城市治理，城市治理能让城市空间更加美好安全。 刘泓志表示，未来城市的规划和治理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城市持续增长过渡到城市软实力的建设上来。他认为，新冠疫情对城市公共卫生健康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韧性城市”建设不单单在于升级物理系统，还需要其他的城市系统建设来平衡，未来还有很多新功课要做。 “对于城市治理而言，突发事件冲击城市的日常管理，要重视和平衡政府、市场、社区的共治。”刘泓志说，“城市韧性”体现的是治理系统的自平衡，而不是人为指挥应对一切突发事件。 “政府要开源赋权，企业要参与技术治理，社区需要调动民众协助治理。”刘泓志认为，城市规划设计和城市运营治理要互相赋能，而不是单向推动。 同时也需要用数字科技改变城市服务和提供公共品，刘泓志表示，数字科技驱动城市治理的模式越来越重要，未来如何通过物理空间可触摸的传统基础设施，去支持城市的治理是关键。 城市更新进入新阶段 城市更新是政府通过优化配置城市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提升城市功能，改善人文环境的综合整治活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韧性城市”打造的助推力。 AECOM于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参与了多个城市更新项目，包括在1997年为苏州工业园区内的金鸡湖及其周边区域提供景观设计及总体规划服务。 中国城市发展至今，进入到新一轮城市更新发展阶段。刘泓志表示，城市更新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是所有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经历的，是一个利益再分配、再平衡的持续性过程。“城市更新的核心是，背后有经济驱动力的更新要求，原来平衡的利益关系开始不平衡了，需要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平衡，因此就需要城市更新。” 刘泓志认为，当前中国城市更新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第一，从“短平快”周期性的发展，进入到持续更新阶段;第二，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第三，从风貌修复进入到机制创新;第四，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对如何实现从资源的存量到有价值增量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五，城市更新从理性思考进入到感性思考阶段。 因此，城市更新迈入新的阶段呈现新的特征:粗放型城市更新中催生出精细化运营管理，多元主体、跨学科跨专业进入到城市更新领域，通过机制创新有效引导社会资源进入，新的科技创造出新的需求。此外，在城市发展中，还面临着一些历史建筑、城镇老旧项目大量物质性老化、结构性和功能性衰退，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 7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内需，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旧城改造不是帮城市‘化妆’，而是给城市注入新的活力，真正变‘年轻’。”刘泓志说，旧城改造的目的是放大城市的服务能力，建立可以面向未来的城市。从国际角度来讲，旧改为中国城市创造新竞争力。 “旧城改造以基础设施为抓手，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刘泓志表示，任何可以承载公共服务，能够让城市运作起来的有形载体无形载体都叫基础设施。以基础设施改造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把基础设施做好，用科技赋能传统基础设施行业的概念，去看待旧建筑改造跟旧城改造的问题。 刘泓志认为，在旧城改造方面，面临着四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从水平面看，有交通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从垂直面看，是资源的整合问题。第二层次，安全问题。第三层次，效益问题，包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四层次，原真性问题。旧城改造不是千城一面，在给城市注入活力的同时，要赋予它特质与个性。 从“韧性城市”角度来看，强调城市空间的运行具备多样性、灵活性、合作性、反应性，城市更新则从基础设施、工程、社区、生态等各方面让城市变得更具可持续性。 城市群提升“韧性”发展 经历了此次疫情，对于单一城市治理的考验，扩大到区域诸多城市，单一城市的“韧性”也提升到城市群间的“韧性”。建立和发展“韧性网络”，成为城市群协同治理的新话题。 “大力发展城市群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过去城市的发展是政府主导，但是通过城市群可以更多地引入社会资源，有多元主体参与进来，可以更均衡地发展。”刘泓志认为，城市群政策出台的背后，是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发展，用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城乡之间的区域板块能够融合互动，这对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 刘泓志表示，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态势，这两个城市群的共性是都专注在创新科技领域，为城市群带来新的增长。“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之间形成的竞争关系多于合作关系，因此会发生很多同质化的情况。长三角一体化就面临着该问题，中心城市如果不和周边城市的资源相结合，总体发展会受限。”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面临着世界上其他湾区建设所没有的新情况。刘泓志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政策，是打破行政壁垒，形成跨领域的共治机制，这就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市场，不能全部由政府主导。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沿海城市群，是以港口经济和工业经济作为基础，要重点关注如何让经济体上升到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地纷纷引进新的技术，以实现城市管理的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地增强了城市的管理水平，提升了城市应对不同风险的韧性。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通过创新建设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推动发展模式转型。”刘泓志认为，城市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开发有效资源要素;加强要素之间的流动性和可交换性，产生经济活动。城市群正是通过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形成资源共享。 “建立超级城市群的韧性关键是，要素可生产，城市群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建立跨领域共治机制。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要重视三大基础设施网络:交通、信息网和公共服务。”刘泓志表示，信息网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其核心要义在于建立社会信任，建立民众对政府、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信任，降低城市运营成本，真正做到让城市群具备韧性。 刘泓志表示，城市群可以成为中国连接国际资源网络的新平台。通过整合，可以建立更有效的话语权跟影响力，促进国际合作。 (责任编辑：建筑小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