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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建筑的末日狂欢
随着越来越多的明星建筑(Starchitect)的迅速发展与近几年连续报出多个明星地标建筑商业运转不佳的消息之后，建筑批评界里争论也愈演愈烈。近日建筑批评家Peter Buchanan以尖锐的文笔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建筑界的浮躁现状，矛头直指扎哈·哈迪德、弗兰克·盖里等几位明星建筑师和他们的代表作品，露骨地讽刺当今建筑界建筑师们浮夸奢侈眼高手低自我炫耀的心态，忘记甚至有意忽略建筑以人为本的原则，滥用参数化设计放大现代建筑的缺陷，使建筑重现古代时期作为财富阶级权利炫耀的纪念碑的特质，立场明确针砭时弊。
兴许他的批评太过于激烈严厉不讲情面，但是显然Peter Buchanan先生是想通过猛烈地批评让大家不能忘记建筑的本质和初衷，同事也指出这并不是将参数化设计和图形主义全盘否定，参数化设计的思想兴许是打破现代建筑僵局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呼吁人们善用现代科技来创造真正有价值的建筑，学术界和媒体也应以一个监督者的身份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只顾着附和和谄媚。
虚有其表，明星建筑派的绝唱
当未来的建筑师们回首今日，一定震惊于我们的无知、愚昧和评论家的无作为。这与当今所流行的地标性建筑与参数化设计有着必然联系，比如弗兰克·盖里和扎哈·哈迪德的建筑。这些建筑至少只是蕴含着一定的能量和善于诱惑非建筑行业群体的雕塑感。还有更糟糕的是那些因为对后现代建筑的偏爱导致的一批从荒谬的概念中衍伸出的设计，它们频频出现于人们的视野当中，如雷姆·库哈斯的央视大楼和彼得·艾森曼的圣地亚哥城市文化中心。这些参数化的和后现代建筑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们彻底与当代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无关，而把这些问题留给了下一代，甚至误导了他们。
最近大家普遍关注的夸张的雕塑感形式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即那些被高度赞誉的实验性纸上建筑。这类建筑为自己寻找到了理论依据之后便适应虚假现状，或从形式主义的动作序列中偶然地产生(现在又名'脚本')。这个时代被誉为是打破极简建筑的无聊贫瘠的抽象形式，并激发了批判性思维以及回归艺术的时代，这个定义同样适用于建筑理论和景观。然而这个多元大杂烩的出现似乎并没有解决目前我们面对的日益繁多的问题。相反演变成了不追求相关合理性，而是追求霎时的冲击和紧张刺激新奇动态的形式，它们却被认为是表现时代精神“zeitgeist”。其中的大部分让人想起的作品是在几十年前的科幻电影(如《大都会》等)中所记录建筑物。
这种形式通过计算机和各种新型软件在预算允许的条件下渲染生成任何形状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是合适的。但是有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没有任何人提出，比如哪些形式与建筑真正相关，不仅仅关乎于功能，这些形式是否真正能够容纳自身?到底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空间，不仅能够组成理想的城市结构，还能让人们在心理生理上都能产生归属感?(这些往往都是那些后现代的拥护者们不以为意的。)
为了追求图案和参数化，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并且也捅破了时代精神庇护下的精美包装。这个观点依旧在学术界有话语权，特别是在高技派上，技术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它承担着探索和实现的职责。但是撇开地球的毁灭是因为技术的缺乏这类偏见来看，他们认可的建筑恰恰并不是“高科技”建筑，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没有很高的环保效能。
另一些人，特别是强调建筑流动性的人认为这些复杂的形式恰好能够满足于一些公共建筑。但是，在新的公建需要新的功能形式才能满足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建筑似乎一无所成。其他人则认为这些依据例如亲生命学和仿生学的生物形态形式只是在荒唐生硬的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形态，而不是亲生命学本身的敬畏地球生命的维持和彰显自然本身的存在，并寻求物种的再生共生的意义，没有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身心并无益处。对于仿生学来说，它是通过学习大自然的运作规律来帮助人类自身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这些都没有在这些图形和参数化主义中找到。
参数化设计不大可能在现代主义的大潮中长盛不衰，就像这些明星建筑派一样，他们忽略甚至加剧了当今社会迫切需要去面对的问题，比如环境危机和与现存的城市肌理格格不入等。对此，麦克卢汉恰当地称之为落日效应，这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来在一个时代的终焉画一幅夸张的漫画。参数化主义和图形主义不仅加剧了现代建筑的衰落，而且还制造了各种各样新的问题：挥霍能源、反城市、孤独的伫立在那里来定义城市空间，公然反抗着与人类和其他建筑的关系。比如说，功能主义(现代建筑的本质规律)通过主观观察致力于满足人们的行为需要，所以很容易忽略(甚至是全盘否定)人们心智的客观尺寸，从而导致误解甚至贬低了我们基本人性的关键需求。而所谓的参数化主义，地标性主义等正在将我们的人性边缘化。而现代建筑的另一种衰落是过度关注雕塑化的建筑，虽然它们只是对建筑表皮韵律节奏的表述罢了。但是这恰恰也是帮助人们建立地方意识吸引注资的良好手段。只是参数化和图形化的建筑在当今社会的大潮中确实解决的现代建筑的一些诟病，但是却对未来毫无益处。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并不是因为以上一片反对的评论而去抵制或者否定参数化软件做出来的建筑形式，我们需要要好好的使用它。将它们用在正确的轨道上，创造全新的形式带来节能经济效率的新思路。对于没有任何质疑之声的亲生命学和仿生学来说也是一样，两者在精神上战略上都相互关联，都能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明星建筑派处于一个夸张的落日效应中这一点在扎哈和盖里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特别是九龙的创意大厦和巴黎的路易威登基金会。他们都傲慢地标榜自己不会向当地环境和文化意象(含蓄或张扬)低头，这些自我变现力旺盛的明星建筑师大胆地挑战所有所谓的权利权威。九龙校园开放空间的最终序列由沉稳的砖房形成，它们组成了校园的脊柱，闪闪发光的白色创意塔就像一个从外太空砸了下的开裂小行星。遗憾的是这种残酷的侵入物体不会随着时间消逝，所以更不用说建筑与四周的环境、室内外的流线之间的关系了。
没有形式上清晰的逻辑，也没有迹象表明它是专为这个地区而设计，只有四周无序混乱的空间，还有用来过度基底和彩饰包钢的上层建筑的混凝土坡道，这一切都显得极为考虑不周。进入大楼，你面对着宏伟漫长的自动扶梯来爬上实际却不高的体量来欣赏你所期望的整个内部。其实，你只是通过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面对一面空白的墙壁罢了，这是一个何等的落差感。流线的引导作用成了让这些局促的大空间任意定位的运动序列(其中窗洞的位置也与室内的空间毫无关系)。这确实是一种能使空气流通的形式，但是过窄的楼梯并不能让人很自由顺畅的使用。内外的空间毫无联系，这种空间模式像锋利的刀片，笨拙地将表皮和连接功能的灰空间切得支离破碎。
如此这般，除了夸大了现代主义建筑的缺陷，创意大厦还忽略了自己的核心价值，那就是根据需求量身打造功能分区和连接它们的流线设计。建成以后的一周，通过来访发现学生们为了获得一定的私密性在室内的玻璃隔板上贴上了纸。但是至少那些尚未被保护起来的白色混凝土墙没有被弄脏。但是总的来说这栋建筑并不是扎哈很上乘的作品。在广州和阿塞拜疆的巴库，近期的歌剧院设计展现了诱人灵动的流体线条;另一方面，的凌空SOHO项目似乎也只是另一套由风格圆润常规的砖拼凑而成。弯曲的连接桥梁，看起来像一个在廉价烤面包机中发现的随意使用的镀铬装饰。风格的确是一个关键词，而这些随意的线条和无尺度约束的非线性形式和装饰都与建筑设计和建筑本身相去甚远。
类似此类傲慢无礼的建筑还有盖里在巴黎的路易威登基金会。这里要求建筑需要保证基地绿化的延续性，而且这样看起来会由一些技术上的自豪感。但是同样的问题，方案公然地无视了内在，选择张扬的自我表达，导致的结果则是建筑成为了明确反民主的纪念碑，在我们日渐不平等的时代衍生出的新自由主义精神让那些有钱有权的团体或个人用那些金光闪闪建筑随意的践踏普通民众的灵魂。
再看细部，极简的细节和精致的优雅，这些显然是法国工程和建筑公司RFR的杰作。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弯曲玻璃，这种材料处理起来比可锻金属板材覆层更要困难，他们开发出了运用数字运算来完善几何形体的技能。显然，通过改变支柱的角度来结束这场空间的混乱并不能算是RFR的工作倒更像是盖里的，而这种毫无计划的随机组合拼贴式的设计过程显然是没有纪律和逻辑可言的。
盖里曾评论“透明的帆状薄膜与凹凸不平的块状结构的矛盾冲突简直就是蝴蝶飞过牛粪。”盖里先生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很多当代建筑就真的跟一坨屎一样。与牛粪一样巴拿马的生物博物馆科学中心比较，路易威登基金倒是一个有较为“合理”的预算上限，同时强调了巴黎建筑的“壮观贵气”的好项目。就目前的情况看，在承载了无数的批评之后，他们还仍旧对天才建筑师的名号表示当之无愧么?当然这些风言风语也会时不时激怒盖里本人，但是介于对启发管理者的日常工作的特殊意义，基金会还是会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成为巴黎瑰宝之一。相较于后者，难道巴拿马的生物博物馆科学中心真的会像毕尔巴鄂古根海姆那样成为那种自成一派的伟大雕塑型建筑么?建筑，这位完成于画笔与刻刀之下，承载了无数文化意义和内涵的艺术之母，已经沦为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奇观。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收回那些被盖里和扎哈的作品吸引的注意力用来真正地去思考建筑。我们确实需要从青春期的躁动和短暂的兴奋当中脱离出来，去关注那些更加成熟有着丰富内在的作品。同时也需要学术界和媒体转变态度以一个强硬的姿态来对建筑师们的不足进行及时的批评指正，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的尽到监督的责任才能帮助整个建筑界向前发展，才能有效减少因过度宣传而产生的逆反效应。
毕竟，当今的建筑界废话太多了。
(责任编辑：建筑小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