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lips Chen

艾侠，CCDI悉地国际集团总部研究主任

让建筑空间沿着高度方向发展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一大愿望，只要人类存在，这种追求就永远不会停止。在当代的都市空间，恐怕没有一种建筑类型能像超高层建筑那样激发人类的兴奋和想象，它们一次次刷新着城市的天际线，一页页改写着城市坐标的空间格局。

从世界范围内看，最早的高层建筑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时代背景是美国第一轮城市化从起步走向繁盛。从城市规划以及基于金融资本的地产开发规律上说，每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均引发对于城市高密度、机动性、集聚性的重新布局，这一系列变化和进程中，建筑高度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1909年竣工的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Metropolitan Life Tower，50 层，206 m）是世界上第一幢高度超过200 m的摩天大楼。经过近一百年的实践发展，1972年8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的伯利恒市召开的“国际高层建筑会议”专门提出高层建筑的分类和定义，将高度超过100米、层数超过40层的建筑定义为“超高层建筑” （Ultra High-rise Building）。而在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规定：建筑高度超过100m时，不论住宅及公共建筑均为超高层建筑。而随着设计和建造技术的发展，今日看来，100米仅仅是超高层建筑微不足道的起点，早在2009年，世界上建成和正在建设的超过400米的超高层建筑就有33座。到了2012年，仅拿中国深圳一座城市举例，超过200米的建筑就有43座。

近十年来，超高层建筑在技术方面的发展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传统学科的结构工程和机电工程的技术延展，表现为更为精密的计算软件以及针对风和地震荷载的结构分析方法和隔震措施，也表现更为复杂的设备系统应用，以及由此而生的大量生态可持续的技术可能性；二是建筑形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开始在垂直向度上追求更多的自由，塑形、旋转、扭曲、倾斜、裂变等动态创意语言，在新一代设计软件的应用下，得到了更为丰富的实现，也为建筑的标志性和功能扩展提供了形式上的支持。

由于超高层建筑有着上述两方面的技术壁垒，行业内对超高层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技术层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只有在人口大量聚集的都市，才有可能出现建造超高层的动机——“都市属性”才是高层建筑最本原的起点。超高层建筑往上看（改变天际线）的同时，也值得往下看，看看它与城市环境的融合程度，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如果站在城市价值和开发价值的角度观察，超高层建筑从塔尖到裙房，垂直的功能分布也正在呈现多样性和多元化趋势——有了高度，有了空间，怎么把它做得充实，是地产投资者、开发商、设计公司必须联合思考的命题。超高层建筑的功能过去多以工作空间为主体，并与城市生活保持着矜持的距离。而在今日和可以预见的未来，超高层建筑开始在商业、办公、酒店等传统功能设置模式外融入居住和休闲娱乐功能，形成集工作与生活为一体的混合发展模式，即便是传统的办公空间，也力图在空间和景观上做出新意——这是对城市新聚居模式的尝试，也是基于高层建筑都市语境的思考。针对对于中国的人口和城市化现状，我们也呼唤进一步研究居住功能在超高层建筑中的设置和演化。

最近CTBUH的一些案例回应了这样一系列趋势，从KPF与CCDI联合设计的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超过650米）、SOM设计的郑州绿地中心（280米）、Zaha Hadid事务所设计的南京青奥中心（314米）、AS+GG设计的韩国产业联合总部大厦（244米）、Jean Nouvel与CCDI联合设计的卡塔尔多哈塔（232米）等一批最新的超高层项目可以看出，它们共同点在于：相对于技术层面的创新，设计师与开发者开始更加关注超高层建筑在大都市生活图景中的地位及作用，让建筑与城市文化发生更多的联系。

显然，一座建筑，不论多高，都必须脚踏实地。

本文原载于《时代楼盘》。